80年代围棋为什么那样红

在回答标题中的“为什么”之前，让我们先来厘清一个“是什么”的问题：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围棋到底有多红？

不妨以1985年作为时间节点，来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。

当时的日本，人口约为一亿，围棋爱好者数量却高达1208万（据日本余暇开发中心2000年发布的白皮书），专业棋手有六百人，九段棋手有六十余人，其中不乏小林光一、武宫正树等“超一流选手”。

同一时期的中国，人口在十亿左右，是日本的十倍不止，但据专家估计，围棋爱好者无论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，都落后于日本，这从棋手数量就可窥见一斑：专业棋手不过一百余人，九段棋手更是只有四位，还包括已经“退居幕后”的国手陈祖德和吴淞笙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截至1985年，相比起围棋历史源远流长、曾对周边国家输出围棋文化的中国而言，日本更当得起“围棋王国”之名。

然而，在这之后，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：中日围棋之间出现了实力上的大反转。

仅仅过去短短十多年，到1996年，日本的围棋爱好者数量就下降到了410万人，以每年66.5万人的速度递减。棋坛上活跃着的，依然是坂田荣男、藤泽秀行、加藤正夫、武宫正树、小林光一、大竹英雄这些“老面孔”，新秀后继乏力。

至于中国，到了1999年，时任中国棋院院长的陈祖德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说，“中国有3000万围棋人口是大概是没有问题的”。一年之后，《围棋天地》杂志给出的统计数字是：中国的围棋人口有2000万。即便取较低的那个数字，中国也远远超过日本。

陈祖德，新中国第一代棋手代表人物，也是第一任中国棋院院长。

这个时候，活跃在中国棋坛上的，是老中青四代国手：即便不算已经成为象征人物的陈祖德（1999年，他被评为“新中国棋坛十大杰出人物”之一），也还有聂卫平、马晓春、常昊以及渐渐崭露头角的古力（他们正好代表了五〇后、六〇后、七〇后和八〇后），而准九〇后棋手陈耀烨（生于1989年）和九〇后棋手如周睿羊、时越、范廷钰、芈昱廷和唐韦星等（若干年后，他们先后夺得全部六项世界围棋大赛冠军）也已经或快要开始摸索着上网下棋。

国手王汝南曾在一篇发表于1987年的文章中说，“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‘围棋热’”，他称之为“中国围棋的复兴之路”，这也是该文的标题。套用今天常见的术语，以1985年为起点，中国围棋在八十年代实现了“爆炸式增长”，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。

比如，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是一名围棋爱好者，“金角银边”、“谋势”、“做活”这些围棋术语都被他移用于比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。

许多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家，也对围棋情有独钟。如江苏春兰集团董事长陶建幸、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、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董事长郑杰、上海澳特来公司总经理池仁冠、贵州百灵集团董事长姜伟等。八十年代围棋热席卷中国之时，这些企业家最多不过三十岁出头，正是易被新鲜事物感染的年纪，十多年后，他们一待事业有成，便立即赞助围棋比赛和选手。诞生于1998年的春兰杯，便由陶建幸斥资千万举办，这既是第一项中国大陆出资主办的世界职业围棋大赛，也是中国最有分量的围棋赛事之一。

与春兰杯并称为世界职业围棋六大杯赛的“应氏杯”，则直接诞生于围棋热之中。这项全名为“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”的赛事，由台湾企业家应昌期于1987年8月创办，四年进行一次，是奖金最高的职业围棋比赛，冠军奖金高达四十万美元，即便亚军，奖金也有十万美元之巨。昭和棋圣吴清源评价说：“应昌期先生是创办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第一人。”

常昊力捧春兰杯

与围棋有关的组织机构、书籍报刊，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也盛极一时。

1985年6月8日，蜀蓉棋艺出版社成立。这家全国唯一的棋牌专业出版社推出的围棋入门读物，四年间共销行了一百多万套。有读者以这套小册子自学，拿到围棋段位，特地写信致谢出版社，“我汇款来立个户头，你们出一本书我买一本”。

在《中国围棋的复兴之路》一文中，王汝南也提到，“棋书畅销，《围棋天地》、《围棋》月刊、《围棋春秋》、《棋牌周报》等专门刊物订数持续上升”。当时的他，身份还是北京中日围棋友好会馆馆长。四年后的1991年，作为围棋热的直接产物，中国棋院在北京成立，陈祖德、王汝南分别担任正副院长。

“围棋之乡”也不断涌现。1988年，浙江天台县向国家体委申报“围棋之乡”并获得批准。到了1990年，短短一年间，国家体委又命名了四个“围棋之乡”：天台的邻县嵊县、江苏张家港市塘桥镇、河北怀安县以及上海嘉定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围棋队现任总教练俞斌就是天台县人，为中国围棋拿到第一个世界冠军的马晓春是嵊县人，陈祖德则是嘉定人。

那么，现在问题来了：围棋为什么这样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