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年代围棋为什么那样红？

围棋“恐日症”

实际上，早在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始之前、“文革”尚未结束之际，聂卫平就已开启属于他自己的时代。他曾五次获得中国围棋锦标赛冠军（1975、1977、1978、1979、1981），并于1979年获第一届“新体育”杯与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。中国棋坛一致公认，1975年至1979年，是“聂卫平时代”。

但这远不足以燃起大众对围棋的兴趣。只有中日之间进行的比赛，才能做到这一点。

正如中国男足长期患有“恐韩症”，中国围棋也长期患有“恐日症”。“恐日症”的背后，是对中日国力巨大差距的焦虑，以及对日本曾经犯下的侵略罪行的愤恨。

如果说足球是否起源于中国尚存争议的话，围棋则是发源于中国的地道国货，近代以来却兴盛于日本。民国初年，日本五段棋手高部道平访华，中国棋手无一是其对手。据他描述，中国棋手最高水平也不过相当于日本初段而已。这无疑是让国人绝望的事实。

伴随着日本加速对中国的侵略，中日之间的围棋比赛逐渐上升到爱国层面，成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正因如此，1928年就东渡日本学棋的吴清源于1939年至1955年间在十番棋擂台上击败全部日本超一流高手时，才会激发国人极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，即便吴清源已于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入籍日本，也可以搁置不问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日棋手对阵，依然胜少负多。

1960年，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华，中日双方共三十五盘，中国仅胜两盘，和一盘，余皆败北。

1961年，日本围棋代表团再度访华，五十四岁的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八战皆胜。郝克强回忆说，与名手过惕生并称“南刘北过”的老将刘棣怀对弈伊藤时，刘每一手都下得很慢，常常苦思冥想，伊藤则作悠闲自得状，下完一手棋，便起身赏花观鱼。战不多时，伊藤就吃掉了刘的一条大龙，“刘老的脸红到了耳朵根”。此事也一直被中国棋手视作奇耻大辱。亲眼目睹这场惨败、当时年仅十八岁的陈祖德对此念念不忘，曾在1986年出版的自传《超越自我》中说，“这不仅仅是围棋手的耻辱，也是民族的耻辱，是国耻！”

刘棣怀，中国围棋一代名宿。

后来，陈祖德曾于1963年受先一子战胜日本棋手杉内雅男九段，又于1965年分先战胜日本棋手岩田达明九段，打破了日本九段棋手不可战胜的神话。但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他被下放到工厂，七年无棋可下，只能自己在宿舍内埋头打谱。因此，他曾一再感叹：“如果没有‘文革’，我们早就赶上日本了。”

整体实力上的巨大差距，和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，让中国棋手始终得不到“复仇雪耻”的机会。

尽管如此，“文革”后期，中国棋手还是在对日战绩上取得了堪称石破天惊的突破。实现这一突破的人，正是聂卫平。

1974年，日本关西棋院代表团访华，宫本直毅九段连胜六场，却败在了聂卫平手下。1976年，聂卫平率中国棋手赴日参加中日围棋对抗赛，击败“本因坊战”冠军、超一流选手石田芳夫九段，并以六胜一负的成绩，被日本称作“聂旋风”。

1974年至1980年间，聂卫平与日本九段棋手对弈三十局，胜十七局、和二局、负十一局，已然占据上风。

不过，以上这些赛事，影响还仅仅局限于围棋圈内，与后来登峰造极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，只能说是铺垫与前奏。

围棋外交与“老同志”支持

铺垫与前奏也好，高潮与巅峰也罢，都来自中日双方心照不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精英的策划与经营。

二战之后、冷战期间的世界格局，让中日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，两国之间的交流也因而困难重重。

与一心想要赶超日本、在棋枰上一雪国耻的中国棋手相同，中国政治家也始终关注着日本围棋，但目的不是为了竞技，而是为了外交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围棋之于中日关系，就如同乒乓球之于中美关系，是一种巧妙的外交手段。相较于前者，后者开始得更早、持续得更久，更能体现官方与民间、大陆与港台的良性互动，也更能自然而然地与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衔接起来。

1958年，中日关系因为“长崎国旗事件”出现严重危机：中日友好协会在日本长崎举办了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，会上首次在日本悬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，却被两名日本人撕毁。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，中国随即中止执行中日钢铁协议和渔业协议。为了缓和关系，次年10月，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率代表团来华访问。

松村与陈毅一样，都酷爱围棋，陈毅与他手谈几盘，向他建议：中日应该多展开文化交流，“围棋、乒乓球、书法、兰花都可以。不谈政治，只谈友谊”。周恩来也提议：双方可以就此达成君子协定。松村自然无不允之理。中日“围棋外交”就此开启。

陈毅与日本友人下围棋。

1960、1961年，在松村的推动下，日本围棋代表团两度访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首度访华时的团长是日本棋界元老濑越宪作名誉九段，当时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，而且双目已因广岛核爆炸失明。

1962年，以国家体委副主任、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为团长，“日本通”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也首度访问日本。这次礼尚往来的访问活动受到日方热烈欢迎，获得空前成功。

1963年，受中方邀请，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，派出联合代表团访华。此次访华堪称中日围棋交流的里程碑，日方代表团不仅带来了杉内雅男（日方代表团团长）、宫本直毅、加藤正夫等一众高手，还授予陈毅荣誉七段棋手称号，这是日本围棋界第一次授予国外人士如此殊荣。陈毅在赠送荣誉证书仪式上发表讲话，表示愿意通过围棋交流来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。

1964年底，日本二十九名著名棋手联名呼吁恢复日中邦交，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棋手，如漱越宪作、桥本宇太郎、坂田荣男、杉内雅男等，都是日本棋坛举重若轻的人物，也都在访华的围棋代表团之列。还有许多棋手走上街头征集签名，为日中友好鼓呼。

这一着“围棋外交”，恰似围棋术语中所说“手筋”，一子落定，通盘皆活，中日友好的种子自此便深深埋下，即便在“文革”的狂风暴雨之中，中日关系受到极大影响，中国围棋活动也受到极大干扰，一到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，两国政府签订《中日联合声明》，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，中日两国又迅速重新恢复围棋交流，这才有了在日本劲刮的聂旋风。

中日恢复邦交之后，关系不断升温，交流日益频繁。1978年，中日两国签订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，1979年，中日两国签订《中日文化交流协定》，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签订，让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纪元。围棋，自然也包括在内。与日方联系合办中日围棋擂台赛的郝克强说：“到了80年代中期，中日两国的围棋界都有进行一场决战的需求。是时势促成双方一拍即合，诞生了举世瞩目的中日围棋擂台赛。”

当时的“时势”究竟如何，不妨以1982年上映的电影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为例。这部电影由中日合拍，“以北洋军阀时代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漫长岁月为背景，通过中日两个围棋手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，谴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，反映中日两国人民深厚情谊”。

中方剧本作者洪州、康同回忆说，他们在1979年初展开剧本写作之时，正值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签订不久，“有人以为我们意在赶这个浪头”。初稿完成之后，日方导演、编剧、制片人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，与中方反复讨论如何修改剧本。一共花了三年时间，剧本才最终修改完成，在此基础上拍摄的电影，“取得了始料不及的成功”。

洪、康两人总结原因说，“彼此都有所坚持，又都有所让步，共同的原则和目标是加强中日友好，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圆满的结局”。

当时的中日关系处在多么友好的氛围当中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两位作者刚萌生创作欲望，就“兴奋地鼓励”他们的，是冯牧：“围棋的题材好，值得一写。要写出围棋的味道来。”主张“中日合拍”的，是夏衍，当时他正因病住院，在医院听完了剧本初稿录音。陈荒煤、赵丹、孙道临先后都对剧本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。赵丹本来是此片中方主演与艺术顾问，1980年他去世之后，孙道临接替了他。

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：都是“文革”时被打倒，“文革”结束之后才得以解脱的“老同志”，或者说老干部。

对中国围棋给予最大程度支持的，是老干部，对中日围棋交流给予最大程度关注的，也是老干部。可以开出一张很长的名单：方毅（国务院副总理）、廖井丹（中宣部副部长）、金明（国务院秘书长）、张劲夫（国务委员）、唐克（石油工业部部长、党组书记）、叶飞（上将、海军司令员）、黄克诚（大将、中纪委常务书记）、袁先禄（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总编辑）……

而这些老干部，大多受到陈毅的影响。方毅、张劲夫、黄克诚、叶飞等，都是新四军时期陈毅的部下，在他的影响下学会了下棋。廖井丹做成都市委书记时就对围棋有着浓厚兴趣，陈毅到成都视察，一定会和他聊起围棋，并叮咛嘱咐“把围棋搞上去”。“文革”之后举办了“陈毅杯”围棋比赛，主要针对老干部，不少参赛选手出身于新四军。方毅更是接替陈毅，担任了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。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队取得最后胜利之际，曾亲自到场观战的方毅还感叹道：“如果陈老总还在，他该有多高兴啊！”

除了这些老干部以外，邓小平、胡耀邦、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，也都对中国围棋予以特别关注。

聂卫平在其自传《围棋人生》中回忆，邓小平、胡耀邦曾多次邀请他去北戴河休假，他的入党问题是胡耀邦过问后解决的，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文降低围棋队伙食标准，也是他找了胡耀邦，才没有降下来。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期间，他和曹大元还一起被邀请到北戴河，与邓小平、胡耀邦一起打桥牌休息。当时小林觉已连胜中方三人，邓小平对聂卫平说：“我看你们这一届要输。”胡耀邦说：“输了没关系，明年再来。”

万里去世后，聂卫平在《怀念万里叔叔》一文中说：“万里不下围棋，但对围棋特别关心。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，我连胜日方小林光一九段和加藤正夫九段后，请出了日本队主将、名誉棋圣藤泽秀行九段。决战前，万里找到我，拿出一副网球拍，对我说：‘送你一副拍子，你要学习打打网球，学会放松，学会了打网球，肯定能赢日本人。’他建议我打打网球，锻炼锻炼身体，让脑子恢复活力。”

陈毅画像

而聂卫平最感念的，还是陈毅，用他的话来说，“陈老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，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。”他在还只有十岁的时候，就被父母带到北京体育馆，与陈毅下棋。此后，只要有时间，陈毅就接他过去“杀上几盘”。聂卫平后来在中日擂台赛期间，不吃午饭，只吃几片西瓜的习惯，就是因为陈毅与他初次见面时，就请他吃了当时难得一见的西瓜。

聂卫平说，他清楚地记得，1964年中国完成原子弹试验以后，陈毅说，“原子弹相当于中国的‘九段’，中国有了原子弹，也就是有了‘九段’，而中国围棋目前还没有九段，你们将来要打败日本的九段”。

二十年后，聂卫平真的做到了。他率领的中国围棋队在头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取得的三连胜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围棋热，都足以告慰陈毅这位新中国围棋的奠基人于九泉之下。而今时今日，中日之间国力以及棋力的逆转，则是陈毅那句名言“国运盛，棋运亦盛；国运衰，则棋运亦衰”的最好证明。